《歌唱祖国》的词曲作者到底是谁?_歌唱祖国 词曲作者

admin3个月前 (01-15)资讯86

导读

关于《歌唱祖国》这首歌的词曲作者,历来的署名都是音乐家王莘,然而,在天津音乐界的“老人”中间一直流传一个说法,即这首歌的作者署名另有隐衷。

另有隐情?

五星红旗迎风飘扬,胜利歌声多么响亮,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,从今走向繁荣富强。越过高山,越过平原,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,宽广美丽的土地,是我们亲爱的家乡。英雄的人民,站起来了!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……

这是一首传唱了六十多年的祖国颂歌。1993年,这首题为《歌唱祖国》的歌曲入选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。2008年8月8日,在第29届奥运会上,林妙可小朋友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演唱令无数炎黄子孙热泪盈眶!

关于《歌唱祖国》这首歌的词曲作者,历来的署名都是音乐家王莘。2007年10月17日,新华社播发的有关王先生去世的消息,题目就是“《歌唱祖国》作者王莘与世长辞”。然而,在天津音乐界的“老人”中间一直流传一个说法,即这首歌的作者署名另有隐衷。2008年第9期的《中华魂》杂志上刊登了王莘生前好友、天津音乐界“老人”张学新的一篇署名文章,掀开了这段隐衷的一个角落。

“这首歌不是我写的,应该说是集体创造”

张学新在这篇文章中说:“王莘经常说,这首歌不是我写的,应该说是集体创造。这话有一定道理。据我所知,1950年作家鲍昌也在天津音工团工作,国庆节前,写了两首歌词,一首《祖国之歌》,由肖云翔作曲,并制成唱片。另一首《歌唱祖国》,王莘由北京回来,拿去做参考。王莘写完《歌唱祖国》,关于词作者如何署名,征求鲍昌意见时,鲍昌看了歌词说:‘你全改了,已经不是我的歌词,不要给我署名。’(据王莘后来跟我说,歌词中只使用了鲍昌的形容词‘亲爱的’。)于是,王莘送给《天津日报》的歌篇中,只好署‘王莘作’。王莘希望国庆节刊出,那时《天津日报》版面紧张,未能发表,将排版校样退还王莘,天津音协负责人孟波与张恒看了《歌唱祖国》校样,认为写得很好,决定在他们编辑的《大众歌选》第三集头条发表,经《大众歌选》正式发表,在全国发行,又经天津音工团演唱、广播,《歌唱祖国》在许多地方传唱起来。

“1951年9月15日《人民日报》刊发文化部《关于国庆节唱歌的通知》,要求除国歌外,全国人民要普遍学唱《歌唱祖国》与《全世界人民心一条》,‘在国庆节时,整齐地热烈地唱出来’。报纸用半版篇幅刊登了这两首歌曲。

“这年10月号《人民文学》当做诗歌还发表了王莘的《歌唱祖国》的歌词,字句与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的歌曲完全一样。文化部通知中特别说明,《歌唱祖国》歌词有几处修改。……那么,是谁修改的呢?据说是大诗人艾青所改。”“1954年王莘就写道:‘这首歌不是我写的,而是群众自己的创作,因为我只是用音符把人民的情感记录下来。’”

这个大段的叙述很有些特殊。首先,作者张学新是王莘的老战友、老朋友,作为天津音乐界的老同志,张学新应该是最了解情况的。此外,作者深知此文所涉及细节的敏感。他在文章发表后特意发传真给另一位天津文化界老同志的后人,并附注:“看后可转交鲍昌的儿子,意见告知。”

“正因为王莘孜孜不倦的探索,灵感终于来了!”

“1950年9月的一天上午,王莘为天津音乐工作团去北京采购铜管乐器,准备为庆祝新中国的第二个国庆搞一个气势恢弘的音乐会。他从战友文工团的临时住处走出后,路过天安门广场,只见这里已充满节日气氛,蓝天白云之下的天安门已装饰一新,五星红旗迎风飘扬,工作人员正忙着悬挂毛主席巨幅画像,此时,正好有一队少先队员走来,他们吹着小号,打着鼓,齐声喊着毛主席万岁,显然是为迎接国庆节游行而在排练。这一幅美好的情景让王莘怦然心动,他眼前仿佛出现了庆祝国庆节检阅的场面:红旗如海,游行队伍热烈地向天安门高呼‘毛主席万岁’。此情此景使王莘心中突然产生了创作灵感,‘五星红旗迎风飘扬,胜利歌声多么响亮’的歌声脱口而出。

“迎着夕阳,王莘边走边哼唱着上了回天津的火车,人们还以为上来个疯子。王莘挤了个座,在火车轮子有规律的隆叫声中,哼唱着、写着新歌的词曲。到夜里4点多钟下车时,这支颇有进行曲韵味的新歌已基本成形。

“回到家中的王莘十分兴奋,叫醒了正在睡觉的王惠芬,说我终于写出来了,边说边给王惠芬哼唱,已近临产的王惠芬也顾不得腹内疼痛和疲乏,跟着王莘一起唱起来,越唱声音越高,越唱越高兴,并连夜一气呵成了歌曲的第二、三段歌词。他们觉得,这首歌唱祖国的歌表达了他们对新中国的全部热爱之情。

“天亮了,被王莘命名为《歌唱祖国》的歌曲也问世了。第二天便拿到天津音乐工作团总部,把词曲交给钢琴手靳凯华和男高音王巍弹唱。天津音乐工作团的同志们听后,都反映这首歌唱着带劲,演奏起来也很有气势。尤其这一作品还借鉴了许多西洋音乐的手法,是王莘音乐上的一大突破。”

显然,在这个关于创作过程的通行版本中,《歌唱祖国》完全是个人创作,丝毫也找不到“群众集体创作”的影子,更没有他人的介入。那么,作为王莘的老战友、老同事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王莘歌曲创作的合作者,而且是王莘创作经历的重要解说者,张学新先生这番“群众集体创作”的强调,就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了,何况他还特意要求将这篇文章“转交鲍昌的儿子”!

“这首歌如果当初不改变词作者就不可能唱响了”

那么,鲍昌究竟在这首歌词的创作中起过什么作用呢?

鲍昌先生生前最后职务是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,在1949年,19岁的他不过是刚刚入党两年的天津音乐工作团的办公室秘书。

网上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:“当年鲍昌与王莘等人到北京办事(一说是买乐器),在列车上,鲍昌心有所感,就将一个没有香烟的烟盒拆开,反过来,很快地写下了歌唱祖国的第一段歌词:五星红旗迎风飘扬,胜利歌声多么响亮,我们亲爱的祖国,从今走向繁荣富强。他写完给王莘看,王莘很满意,就决定谱写成曲。可是在谱曲时觉得仅仅一段很单薄,他就补写了两段,并加上了副歌歌词。”

天津作家吴若增先生在《中国作家》上发表过一篇题为《闲话鲍昌》的报告文学,生动详细地描述了鲍昌一生的经历。在这篇显然采访过本人、按规矩一定会给本人看后再发表的文章中,有如下一段文字:

“1949年4月,《天津日报》上发表了他的文学处女作《我的母亲》,那是他用母亲来比喻党的一首民歌体诗。紧接着,他写诗,写歌词,写散文,写小说,写剧本,一发不可收拾。他写过一首歌词,开头的句子是‘五星红旗迎风飘扬,胜利歌声多么嘹亮……’”

这篇文章在1986年初夏发表,《中国作家》是作协的机关刊物,鲍昌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,因此他是不会看不到此文的,更不可能允许作者在这样为人熟悉的作品中杜撰。因此,我认为,这段叙述只有一个来源,就是鲍昌本人!但文章的委婉与分寸说明,鲍也确实并不想张扬此事。

鉴于对这一史实的兴趣,我辗转读到了鲍昌先生遗孀亚方女士的一份手稿。关于创作过程,手稿是这样叙述的:“在我的记忆里,《歌唱祖国》这首歌的歌词原作者是鲍昌。1949年10月1日,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建立。鲍昌热血沸腾写了不少歌唱新中国的诗词和歌词。其中就有《歌唱祖国》这一首,曾在某报刊发表过。当时鲍昌和王莘同在天津音工团工作,王莘看到歌词后,很快谱出曲子,以‘《歌唱祖国》鲍昌词,王莘曲’的名义发表。后来过了一段时间,王莘将歌词的主段部分,主要是第二、第三段,作了较多修改。王莘向鲍昌说明所作改动,当时鲍昌可能对改动有想法,可能又不好拂老同志的意,就说这词就用你个人名义吧。这样,这首歌就成了王莘一人的词曲了。曾在音工团工作过的阎家鸣同志说,他曾有过一盘录音带,一面是他妻子唱的《祖国之歌》,是肖云翔的词曲。另一面是《歌唱祖国》,注明是‘鲍昌词,王莘曲’。这盘录音带上的《歌唱祖国》一歌是转录自肖云翔的一张78转唱盘。肖云翔的这张唱盘上的《歌唱祖国》注明是‘鲍昌词,王莘曲’。我也曾听说过,‘文革’初期,在批判王莘的一次会上,当时任天津文联办公室主任的史如北发言说,《歌唱祖国》的歌词是鲍昌的,你王莘给占用了。

“《歌唱祖国》在全国唱响后,我曾想,这首歌如果当初不改变词作者就不可能唱响了。在极左形势下,词作者鲍昌是摘帽右派,再好的词也不会让见世面的……

“这些年来,有关这首歌的创作和王莘同志的创作,天津市的报刊发表了不少文章。我对王莘同志的歌曲创作成就是很敬佩的。可是,有一篇文章中写道,在谈这首歌的创作过程时王莘同志说,他当时在从北京回天津的火车上,如何如何激动,遂产生了这首歌的歌词云云。我看到此处,不免产生了种种想法,对王莘同志的作为感到十分遗憾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化界生态的一个特殊标本

对于我们这一代文化人来说,王莘先生和鲍昌先生都是有大成就的艺术家和作家,一篇作品的署名决不影响他们的创作成就。斯人已逝,作品归属“个人”还是“集体”恐怕也难有个清晰厘定。我的兴趣还是从中窥见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界的某种生态。

鲍昌小王莘12岁,据他自己的记述,他是1949年年初从张家口华北联大文学院赶往平津战役前线的。因为排队报数时是“双数”,所以分到了接管天津的文化界,“单数”的去了北京。1950年1月,天津市音乐工作团成立,王莘任团长,这时候的鲍昌不过是音工团办公室秘书一类的角色,所以他陪团长到北京买趟乐器在道理上是成立的。

亚方手稿中说“这首歌如果当初不改变词作者就不可能唱响了”,如果鲍昌参与了《歌唱祖国》的歌词创作,而又半个世纪并未声张,这很可能是他的真实考虑。《天津文化艺术志大事纪略》记载:“1957年6月下旬,按照中共天津市委的部署,天津市文艺界开始了反‘右派’政治运动。运动期间,对天津人艺话剧团酝酿组建‘野百合’、‘夜海河’剧团的问题,歌舞剧院‘请愿’的问题,戏剧曲艺作家何迟及《新港》文艺月刊主编鲍昌等的著作与言行,进行批判,并将何迟、鲍昌等划为右派分子。”

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:由于创作者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上有染,其作品也被打入冷宫,如果某音乐作品影响太大,面临的就是“改词”。上世纪70年代,我们就唱过若干首被改过歌词的老歌。

作为一首脍炙人口的优秀歌曲,《歌唱祖国》的歌词也曾有过较大改动。1968年9月,当时天津市负责人之一的王曼恬通知王莘到钓鱼台国宾馆见江青,当时江正在排样板戏,休息时,江青对王莘说: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聂耳、田汉创作的,田汉是叛徒、坏人,我想改国歌,你有意见没有?”王答:“要改先得有词,才能配曲。”江青说:“你的《歌唱祖国》有缺点。”“第一,没有写‘文化大革命’;第二,没有写工人阶级领导一切。”尽管王莘不愿意,但是江青一声令下,他也奈何不得。

有报道说,1968年以后,红卫兵把王莘作为“反动学术权威”揪出来批斗。记者翟翊写道,此后,“在一些好心人的帮助下,王莘迅速逃到乡下藏起来。他在乡下躲躲藏藏一晃就是3年。”

再以后,大约是1973年,在筹备四届人大会议之前,各单位曾被通知征求对《国歌》修改的意见,其中,改过词的《歌唱祖国》就作为替代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选择之一。

2007年10月15日,作为天津市音协名誉主席、中国音协“金钟奖”终身成就奖获得者,89岁的王莘先生辞世。他生命的最后25年是在和疾病作斗争中度过的。1994年,他拿出全部存款设立了“王莘歌曲创作奖励基金会”,抗击“非典”期间他还创作了歌曲《万众一心,众志成城》。

鲍昌先生“右派”摘帽后调至天津市文学研究所,1974年调天津师范学院,1980年任该院中文系主任。1982年被选为中国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。1984年任中国作协常务书记。作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协会承上启下的领导人之一,有独幕剧集、短篇小说集、评论集问世,并有长篇历史小说《庚子风云》,他同时从事文艺理论、美学研究和文艺批评。尽管他曾对身边亲友说起过一些《歌唱祖国》歌词创作的缘起,但他从未主张过这首歌歌词创作的权益。鲍先生于1989年2月20日去世,享年59岁。

有记载说,《歌唱祖国》的乐曲“首弹”为当时音乐工作团14岁的钢琴手靳凯华,“首唱”为当时19岁的男高音演员王巍。

杨浪 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5年10月

定价:48.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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